Don't you know that we care

Keep the faith and hope is here

Deep in my heart I ask myself

Do we really really care？

—— 王靖雯，《Do We Really Care》

前天和小胖回家走出地铁站的时候，看到一个席地而坐、掩面低首的女子，边上写着几行字，开头是“钱都丢了……”，结尾是“……谢谢您”，中间来不及看个仔细。看仔细了也没什么大差别，因为我不是很相信她。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如果钱啊什么的都丢了，加上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人（多半会这样表达罢），不知道什么地方找来的粉笔写哪些字？

在路上碰到一家三口，总是很小的小孩子，妈妈会开口说来上海寻亲但是没有找到，现在身无分文了孩子很饿，希望可以得到帮助，帮帮孩子就好。这样的场景，碰到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我终于不再掏钱出来，甚至都不再搭理了。这些时候碰到的第一个心理障碍是担心上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出一点并没有什么，甚至还可能就此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得到体现和维护而高兴，但是，如果考虑到有可能被对方当作冤大头，感觉就大不一样了。AR说碰上这些人，给或者不给，只要自己心里舒服就可以，也不用想太多。就个人角度来说，的确不用想更多，但是如果从群体角度出发，禁不住又多琢磨了两下。

个人理解，乞讨是由于暂时或长时间的失去经济来源（比如失去自身占有可用于交换的物质或劳动力），而不得不主动向其他人请求无偿分配其一部分经济资源的行为，在人们一般还是都有些恻隐之心的经验假设下，乞讨行为和施与行为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问题在于，另外有人在并没有失去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也加入到了乞讨群体中要求无偿分配到经济资源。此时这个行为由于前提发生了变化，已经从“讨”变成了“骗”。

很少有人愿意当冤大头，在施与群体注意到请求施与群体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时，正常的反应是收缩减少施与行为。而请求施与群体面对免费资源供应的减少，必须要设法刺激施与群体的恻隐之心以博得更大的施与可能和更多的施与结果，要么把自己说得更惨、要么把自己扮得更惨、要么甚至把自己弄得更惨、要么更恶毒一点，把群体内的其他人弄得更惨。然后就出现了恶性循环，请求施与群体的变质不断抬高其获得施与群体信任的门槛，而为了跨过这道门槛，他们所采取的行为是继续恶化变质程度，甚至把“请求”这个手段改成“强迫”，然后把施与群体推得更远。于是我们看到有犯罪集团将拐卖来的孩子殴打致残然后逼迫他们上街乞讨，于是我们发现会有乞讨的人拉住你的衣角不让你离开，去年出差的时候，吃完饭同事拿了半瓶没喝完的饮料在手上，竟然被一个乞讨者硬生生地抢过去……

这种局面其实是社会整体效用或者福祉的降低：无论被欺骗还是被强迫，施与群体都承担了不必要的损失；在请求施与群体中，存在着相当的可利用劳动资源没有得到释放；请求施与群体中真正没有办法需要帮助的那一部分人，在信用门槛被大幅度提高之后则面临或者被同化跟着变质或者被淘汰的窘境；而部分请求施与群体的犯罪行为则更是对社会构成极大的伤害。社会整体的问题，只有靠社会整体付费的政府来帮助解决。

查了一下上海市民政局的网站，令人高兴的是，里面提到的机构职能第十三条和所讨论的问题比较有关系：“十三、负责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指导救助管理场所的管理工作”；令人迷惑的是，另外看了看民政局的机构设置，一眼却看不出明显和十三条相关的名字，沾点儿边的可能也就是“救济救灾处”了。很多城市设置了禁止乞讨的区域，在一定范围内保护了施与群体的利益。不过，需要做的事情，应该还有很多。

6月11日补记：看到一条令人无言的新闻，江西赣州崇义县以流浪者有碍市容为由，将七名流浪者抛弃到邻县荒郊野外，导致五人失踪。